朝韩双方及其援助国大规模、高强度的能源投放，以及各方基于战略能源的攻防和博弈，直接影响着战争的特征、节奏和进程。

现代战争的烈度和规模，并不完全取决于参战各方的战斗意志和军事装备，还与战场上能源投入的结构和程度有很大关系。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，朝韩双方及其援助国大规模、高强度的能源投放，以及各方基于战略能源的攻防和博弈，直接影响着战争的特征、节奏和进程。

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，美苏两国就在东亚展开了战略能源领域的秘密较量。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代号分别为“小男孩”和“胖子”的两颗原子弹，不但彻底终结了日本的亚洲争霸之路，也向苏联宣示了它在核能领域的技术优势和战略威慑力。尽管苏联核弹四年后才试爆成功，但仍然有利于它拉近朝、中两国，以结盟方式平衡美国压力。次年，金日成发动了对韩战争，中国与苏联、美国以及“联合国军”相继卷入。核能领域的技术突破和武器化，突然使得东北亚的力量平衡变得敏感、脆弱，不堪一击。

不过，吊诡的是，核能武器一方面助长了美苏两国相互对抗的雄心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双方的“恐怖平衡”，而使双方不敢将对抗升级为核冲突。学者沈志华的研究表明，苏联始终不愿在朝鲜战场露面，只是作为藏镜人，以特殊贷款的名义向朝、中两国援助战机和其他战略物资。斯大林尽管同意向朝鲜派遣军事顾问，但要求“保证我们的顾问不落入敌人手中。”同样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曾故意搁置有关苏军战机已经参战的情报，以免因国内反苏声浪而被迫对苏宣战。

半岛能源战

在朝鲜半岛局势恶化之前，斯大林已经很注重控制朝鲜的战略资源，以备不测。据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调查，朝鲜“集中了全部电力的90%(总功率为170万千瓦的21座水电站)”，以及几乎所有的重要铁矿和煤矿。而且，作为能源密集型企业，“最大的冶金工厂和其他工厂也在北朝鲜”。相反，韩国能源资产薄弱，严重依赖北方煤炭和电力。自朝鲜中止了咸镜南道电站对南部的电力供应之后，南方“大多数工业企业由于没有电力和原料而不能开工”。苏联人相信，只要控制和持续壮大朝鲜战略力量，即便不诉诸战争，北方也足以对抗南方，通过和平方式缔造一个亲苏的政权。

1946年，苏联外交部专家苏兹达列夫敦促政府没收朝鲜境内的能源企业，因为它们都“为与红军作战的日本军队工作过”，“应该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，转归苏联所有，并用于补偿日本在战争期间，包括在1918—1923年期间，由于日本侵略远东给苏联造成的巨大损失。”苏联滨海军区司令梅列茨科夫和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致电斯大林，要求尽快派专家填补这些原日本企业的技术空缺。这么做“不仅仅是为了帮助(北朝鲜)人民委员会调整好对工业和运输的管理，更是为了加强我们国家今后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。”

中国东北与朝鲜相邻，加之煤炭储量丰富，自然也被苏联视为干预半岛争端的战略后方。1946年，苏联在接管朝鲜能源资产的同时，不顾1907年海牙陆战章程有关被占领国不动产需待战后议和处理、不得拆运的规定，将东北境内的日资煤矿和电厂作为战利品擅自拆运占有。或许在斯大林看来，即将接管东北的南京政府，已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重要一环。这些能源资产极具战略意义，与其资敌，不如利己。